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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从Beyond到现在」 刘卓辉、虞洋、王硕、音放对话  

2010-10-04 01:16:47|  分类: Teleportation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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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从Beyond到现在」 刘卓辉、虞洋、王硕、音放对话 - LO - LO的博客
 

(八月底九月初,五道营胡同和搜狐合办了「789艺文节」,我和友人搞了个「嘢香港文化专场」,做了几场活动,刚给香港写完个报告,重听其中一场「从Beyond到现在」的对话录音,觉得还是说了些东西,也算是刘卓辉详尽的「幕后报告」,惜当天来的人不多,还是觉得该把它整理出来,留个纪录。)

 

时间:2010年5月29日 地点:五道营52号嘢冷饮店

(主持)王:王硕 (嘉宾)刘:刘卓辉 虞:虞洋 音:音放

 

1.

王:今天的主题,是跟著名词人刘卓辉老师和音乐人虞洋,聊Beyond,从刘老师的作词生涯开始,聊到今天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一个现状。刘老师,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填词?

刘:我第一首歌词是1986年写的,网上都有些资料,是参加一个广东话流行音乐填词比赛。那时也不知自己会填词,结果,不小心得到冠军。

王: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Beyond的创作?

刘:Beyond1983年刚组成时,参加一个乐队比赛,我当时是做音乐杂志,就去看,那天他们得到冠军后,我主动约他们做访问,就认识了。几年之后,我跟一位经理人朋友说,有个乐队叫Beyond,挺好的,我推荐他去看「再见理想」演唱会,看完后,他就跟Beyond签了约,因那时我刚好得到填词冠军,他就尝试给我写一首,就是这样开始,是〈大地〉之前的另一张专辑叫《现代舞台》,虽然〈现代舞台〉是主打歌,但反应不大。然后第二年,1987年底,就帮他们写〈大地〉,不小心就红了。

王:你第一次接触Beyond时,你对Beyond的感觉是怎样?与其他乐队比较,他们有什么可贵地方?

刘:当时我觉得,他们的音乐是摇滚,很地下的乐队,那时Beyond还未出唱片。他们的歌全都是自己写,而且挺英俊,高度又差不多,很像Beatles那种感觉。当然,我当时也不能预计他们将来会很红,我只感觉这乐队比较完整,各方面都很好。

王:我不是当著你面前才说这句话,我觉得,刘老师写的词,的确是Beyond所有歌词里最好的。更重要是,刘老师的歌词,赋予了Beyond突出的性格。你自己怎样看?

刘:说真话,在我们合作之前,他们写的东西,内容比较个人,关心自己在音乐路上的很多挫折。可能〈大地〉影响了他们,但我觉得,之前写的〈现代舞台〉,批判性较强,批判政治,批判娱乐圈,批判人生,可能这引致他们后来往这方面发展,扩大了他们写歌的题材,有些影响,但不能说绝对。

王:虞洋在去年《致家驹》首发音乐会演出时也翻唱过了〈大地〉。〈大地〉的歌词和后来一些歌,虽然是香港人唱的,但写的是大陆的事,我觉得是在描述文革?

刘:绝对错。87年时,台湾刚好宣布开放,容许台湾老兵回大陆,这件事引致我写〈大地〉,里面提到,分割的大地,就是两岸。

王:后来你给Beyond写的,都是大陆人的事。

刘:〈长城〉、〈农民〉。

王:能否讲讲这两首歌的背景?

刘:歌的背景,基本上跟我们合作的方法有关。他们把歌曲小样发给我,当时还是录音带,通常会在录音带上写一个暂时的歌名,比如说,〈大地〉可能写的是黄河长江。我看见这几个字,就去写。

我跟黄家驹合作大概五年多,是完全没有沟通的,电话也没有,就是通过中间人,把歌给我,我写完,用传真机发过去,然后就没消息了,没人说写得好或者什么地方要改,从来没有。反而黄家驹走了后,有时候黄贯中找我改一下。黄家驹年代,是完全没有改过。写〈长城〉时,他们在日本,也是通过第三者,把歌寄到北京给我,我写完传真过去,就没消息了。

王:在Beyond那么多作品当中,你比较喜欢那几首?

刘:每年有人问我这个问题,我都说不同的答案。

王:今天的答案?

刘:97年有人问我这问题,当时我说〈岁月无声〉。后来有人问我,我就检查一下自己的歌词,觉得好像〈长城〉写得比较好,所以我就说〈长城〉。〈大地〉比较多人批评说写得不好,我自己认真的看,也觉得写得不算很好。但流行歌就是,不一定说你写得很完美,才会流行。刚好是碰到一个时机,可能是乐队走运,或者是一个时代,或者是这题材刚好适应这时代。一首歌流行,我觉得,完全没有原因。你说〈大地〉写得不好,我确实承认,但这歌也就二十多年了。其实我后来写了很多我觉得更好的歌词,但是未必会红,我自己很有体会。

王:我想问虞洋,你最喜欢Beyond的是那几首?

虞:刚才刘老师问我,你喜欢Beyond吗?我说,我听Beyond听得很晚,因为我最早接触的摇滚乐,全是重金属。在我以前的世界里,是没有Beyond这概念,他们跟摇滚乐一直都没有关系。

我第一次对Beyond的歌有比较深刻印象,是多年以后,我们到东北演出,当地很多乐队在翻唱Beyond。我们问,这是什么歌,很好听?后来,我对Beyond有更多的了解,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音放,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下,因为我们去年有个纪念Beyond的专辑《听著你的歌长大——致家驹》,是音放做的一个独立音乐品牌「糖衣文化」出版的,他们已经出了很多张独立的地下唱片,他们是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去推广音乐。当他打电话给我说要做这张唱片,叫我参加,当时我说,我对Beyond的音乐并不熟悉。他说我们这张不是翻唱的专辑,希望你选一首自己的歌,致家驹,那我就选了一首。

王:这首歌叫〈简单朋友〉。这唱片并不是我们想像的一张翻唱专辑,而是每个人用自己的作品向家驹致意。从一个制作人、概念发起人的角度来说,音放,你为什么会这样做?

音放:我觉得,最重要是传承。

王:我的理解是,可能Beyond对当中的人有一些影响,然后他们创作了自己的音乐,再用自己的歌去致敬,可能这样更能传达对Beyond的感觉?

音:我写的一首歌,叫〈六月〉,家驹是生在六月。

王:刘老师,你对Beyond这四个人怎样评价?

刘:去评价他们不大好玩。四个人或者后来三个人一起,可能发挥的力量最大,分开可能就弱一点。黄贯中可能比较全面,但是他的个人品味,又比较极端,我觉得,流行歌,他肯定会写,但是不愿意写,他就是往摇滚,不是大众化的路线走,这样就减弱他的影响力。但这个就是艺术跟商业平衡的问题,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,我又很难说它不好。

音:黄贯中对我的影响,可能更大,包括我做这些唱片。我觉得,艺术跟商业很难平衡,所以看你怎么选择。

刘:他(音放)是83年出生,Beyond组成那年。83年3月6日Beyond参加那个乐队比赛,我记得很清楚。

 


2.

王:刘老师除了是非常著名的词人外,他还做了一件我认为是更伟大的事,就是在九十年代初来到大陆,成立大地唱片公司。当时,有两个人对国内唱片产业有重要影响,一个是刘老师,一个是台湾的张培仁Landy,Landy当时是拿滚石的钱,在国内做了中国火唱片,大家知道何勇是中国火的艺人,但其实不是,最开始签的是大地唱片。我想问,你最开始做大地唱片时,是什么初衷?

刘:90年我在香港BMG做大陆的版权贸易工作,当时我跟这圈子接触越来越多,就想做艺人这方面的事情,但公司不愿意做,90年也太早,外资公司对大陆完全一点都不认识,他们选择做版权贸易,就是把台湾歌手引进大陆。

当时我写歌词也挺成功,手头有点钱,就自己签艺人自己做。刚开始时还没成立公司,每次录音就跑来北京,录完后回香港找大公司,问他们有没有兴趣。第一个艺人是常宽,当时他有个宝贝兄弟乐队,我们在广州录音,然后我找香港EMI,EMI刚刚发掘崔健,挺赚钱。我给他听常宽,听了两三首,那老板就说,好,我帮你发。等于说,第一个生意很容易做,所以就加强我的信心。常宽之后,第二个是艾敬。90年,在北京录音后,我也去找EMI,听完〈我的1997〉后,EMI说没兴趣,我就很失望。当时,我跟张培仁已认识,我就把带寄给Landy,问他有没兴趣在台湾发行,可能当时台湾市场不好,他叫我等等。

我在等的同时,就遇到何勇。我觉得这小哥非常可爱,我听了他唱的小样,觉得非常特别,就跟他谈,可能EMI会要。录音是91年,但录音过程中有些波折,不知因为工作上的什么问题,中断了两次。艾敬那边,仍在等待,何勇又未录完,后来又录了第三个,陈劲,很顺利很快。但两个半专辑,还未有公司发行,手上压著的越来越多,没办法了,刚好遇到香港有个集团,准备在大陆发展各方面的娱乐事业,我通过一个朋友,给他们听我手上的东西,他们觉得挺好玩,大地唱片公司就受雇了。92年来北京,租个办公室,开始推广。

王:艾敬我是在香港买的,应该是滚石发行吧。我不知道当时陈劲和艾敬,香港发行量怎样?

刘:香港发行得不算好,尤其是艾敬出《我的1997》是93年,我自己身边很多朋友,一听到这歌都害怕。你想想,93年时,香港人是很害怕97,然后一个中国歌手还唱97快点到吧,虽然媒体会觉得这首歌挺有趣,但一般人还是害怕。但这歌在台湾反应很好,艾敬可能是第一个中国歌手,92年可以到台湾宣传唱片。

王:当时,可能大部香港人觉得这歌很危险,但在大陆,很多人觉得这歌非常牛B。因为当时大陆人对香港,还只是个模糊的概念,香港很神秘,很发达的城市。然后有了这么一首歌,很多人觉得这首歌写得深入民心,但可能它的初衷不是这样?

刘:90年录音时,艾敬还不是一个创作歌手,不会写歌,碟里的九首歌都是别人写的。我鼓励艾敬写歌,但她还是不会,只写了个歌词出来,本来是想找崔健的结他手Eddie谱旋律,Eddie不懂中文,王迪说,这种歌词必须自己写,然后Eddie弹节奏,艾敬jam歌词进去,就变成旋律,变成她自己写的。她写这歌时,还未去过香港,我觉得就是因为她未去过,才有这种幻想。

王:当时有个传说,说何勇带著一帮人(刘:不是一帮人,他一个人)我后来才知道,但传说是这样,他带著一帮人,拿著斧头去把母带抢走。我听说,他是因为跟当时的制作人王迪闹翻了:「王老师,咱们以前的恩怨,就此勾销。」然后,我说这句话刘老师不要生气呀,一转身,拿出一把斧头说:「刘卓辉,我靠你妈,我今天不砸死你我不姓何。」然后王迪说了一句,你砸死人没关系,但你别拿一把塑料斧头。

刘:那该是93年,其实我们公司派了两个制作人,一个是香港的,另一个是北京的王迪,由他们去监督这个录音,两个制作人都跟我说,专辑录完,何勇也唱了两次。但何勇跟我说,还未录完,他觉得唱得不好,要重唱,我不同意,就这样,在电话里吵架了。过了几天,他就突然跑到公司,说要借母带翻个copy,我觉得没问题,就在公司的音箱转。转到一半,何勇突然不见,母带也没了,我到处找他,找不到,我想,也没关系,因为母带不只一个。过了大约半小时,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,拿著斧头。现在不知斧头是真是假,可能是假的,反正当时是觉得很可怕,因公司还有别人,他跟我的距离还不是很近,骂了一顿后,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其实这个事情,不管对我还是对他来说,现在说起来都是个笑话,在历史里,讲完就算。我跟何勇一直都没有什么,见到面还是会聊天。后来他还跟我说合作,我说好啊。

王:他当时为什么要把母带偷走呢?

刘:可能很简单,很单纯,他其实没什么目的,就是觉得,他录了这个版本,当然是他的。但因为这个斧头事件,我打电话跟他说,你在公司搞这么大的事,我们很难合作。我说,我去找个第三者,把母带和我们的合约转过去,他也同意,最后又是转给张培仁。但是我在网上看过一些传言说,当时是张培仁想签他过去,就策动他做这个砸人事件,我不知是真是假,我也没问。反正网上这些传言,挺好笑。

王:为什么后来大地撤出了整个大陆市场?

刘:可能因为大地头两年做得太成功吧,成功后,老板开始插手。开始两年很放手让我做,后来就因为他突然对唱片业感兴趣,指导我怎么做。我觉得,我在九十年代初已经用比较现代的方法做唱片公司,但后来老板请了一些人,用七十年代的方法,我觉得不行,跟老板意见不合。94年,我把《校园民谣》做完才离开,后来民谣又火了一把。

王:当时刚开始校园民谣运动 。94、95年时,有两种磁带卖得最好,一是打著校园民谣,一是打著摇滚乐的标籤。当时黄小茂有份策动这件事吧?

刘:他是公司的制作总监,《校园民谣》的制作人。

王:是你们去找高晓松、老狼、沉庆、郁冬这批人?

刘:最主要是沉庆,拿著很多校园民谣的小样,因为听说大地很有名,就跑来公司,找到黄小茂,想录个大学生校园民谣的歌。我想,黄小茂听了这些歌后觉得挺好,有天开会时跟我说,有一批这样的东西,做不做?我跟他可能讨论了十分钟。因为在我听歌的历史里,六十年代末,美国有这个民谣运动,七十年代末,台湾这个校园民谣也曾经很火。在我的经验里,每一个市场或者每一个国家,都必须经过一次,尤其是第一次,校园民谣这种运动。我觉得,可能我碰到这批歌,就是中国第一个校园民谣的潮流。我凭直觉说,好呀,这个事情做,而且成本很低,所以十分钟就决定了。

 


3.

王:当时的大地,还有中国火,对中国的唱片业影响真的很大,因为在这之前,中国是没有唱片业这概念。之前出版的唱片,全都是什么旅游音像出版社,制作公司也特奇怪,水利部呀什么,就是国家有些录音棚,他们有这样的权力,让歌手录音唱歌。

虞洋的成名歌〈这个夏天〉也是收录在《中国火II》里,你能讲讲当时的合作过程?

刘:那年?

虞:95年。我开始搞乐队时,其实是很封闭的。我是地道北京土生土长,我父母都是知识份子,家里没有做文艺方面的人,小时候,父亲对我的期望是成为IT专材,能够去留学。

刘:95年已经想你做IT,那么前卫。

虞:如果我听父亲的话,我现在应该发财了。

王:那天我们聊了个好玩的事,虞洋说,我搞音乐这么多年,还没买到一套房子。

虞:我觉得,音乐就像刚刚刘老师说的,红不红,有很多因素。92年时,一个Bass手打电话给我,问要不要组个乐队?他找我时,带著一个Bass,我说,你考上托福,要出国啦?他说,不出了,然后就组成了乐队。

后来,一位叫老高的大哥要录一张合辑,叫我们参加,刚巧,我写了第二首歌,就是〈这个夏天〉,他说,之后才给钱。我们当时都没想过要钱。后来他来电,叫我去拿零钱吧。我问,这公司为什么没听说过?后来才知道魔岩滚石,那时我们对唱片这行业,完全没概念。

刘:我做乐队比较少,可能就是何勇给我的一个印象——摇滚乐队很难搞。后来我签过一队,但只是签主音,我说,你的乐队你自己去搞。

王:我跟汪峰聊过,我问华纳为什么不签乐队,只签你一个人?一方面是成本考虑,还有就是难以管理。其中一个人不干,乐队就散。

刘:我很早,大概86年就接触到大陆很多音乐圈里的人,那时根本就没有唱片这个行业,几万块钱录一个专辑,全都是翻唱台湾歌,然后交给出版社,怎么发行呢?基本上,所有歌手都没推广,而是靠封面设计,就是买带子的人,去音像店,看那个封面好,就买。或者是,这个上过电视。八十年代末,中国的市场就是这样。

直到92年,大地开始做推广时,就产生这个名词叫「包装」。其实我对「包装」这词非常反感,现在已变成是负面的名词。包装,就是假的意思,我要包装你,就是把你弄成一个很假的感觉。但其实,这词本来可以是中性,如果我要包装你,我会把你的个性更突出,我认为,包装应该是这样。但过去十多二十年,包装变了换成另一个人。

王:有次跟王迪聊天,他强调,他就是在大地唱片学到包装的概念。为什么要包装?原意是为一个歌手,在社会上找一个定位。他会先跟这歌手聊天,听他唱歌,给他选一个可能比较适合的风格,由找人填词到市场部,都有很严格的商业判断。我想,Beyond当年做的,也有这些考虑?

刘:我想补充一下,刚才说到,乐队很难搞,不是乐队犯的错误,只不过是当唱片行业刚开始时,你突然去管理一个或几个乐队,是很难的事情,双方都觉得很困难,所以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,公司跟乐队最重要的人签约,这是没有办法的,因整个行业的制度还未建立。

虞:我自己搞的乐队(铁风筝),从93年到03年,组成十年后解散时,感觉也一样,面对很多这样的问题,自己也很难管理,更别说一间公司。

那时很多乐队对唱片公司的概念就是,你签一个乐队要多少钱?大地和魔岩九十年代在内地成立唱片工业的概念,都成为我们那一代音乐人十几年来也没发展过的一个情节,就是那种唱片工业的概念和模式,到今日还在。在我们心中,如果你要做音乐要出唱片,标准是这个样子,一个怎样的海报、封面、MV等等。

刘:比如说签约,到底是买断还是跟版税?从90年开始,跟国内艺人签约,我一开始就是跟版税的方法,按香港的标准,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过来的,所以对国内的都是这样。至于能否分得到,是另一回事。

王:沉黎晖是完全买断,后来的东西,跟音乐人都没有关系了。

刘:其实不管是谁,都很少能分到钱。大陆这行业本身就没有分版税,卖了二十万,也不会给你钱。

虞:回想起来,像刘老师和张培仁两个品牌,在那个时代,是一件很难得的事,我觉得,是一个壮举。因为那时候,能关注内地本土音乐,介绍给大家,用这种方式去做,是一个很大的冒险,需要付出很多。

刘:当时我也很年青,问始做大地时,二十八岁。92年三十岁,就是很喜欢音乐。后来二千年离开北京时,看到沉黎晖,大概二十多岁,刚开始做摩登天空。我就觉得,是他们那代人来做。

王:铁风筝的第一张唱片《这是我们的秘密》是摩登天空发行的,也是买断?

虞:对,买断对我们来说会简单一点。

 


4.

王:5月1日你新发行的唱片《平淡生活不能把我们击倒》,为什么卖一块钱?你跟音放,想这个点子,出于什么考虑?一块,肯定赔钱。

虞:大概在今年初,我已把这张专辑的歌写好,录得也差不多,就考虑怎样发行,因为我现在做的都是独立的,但面临很大的问题,就是通过什么方式发行唱片?后来与音放一起,聊了很多这些事,做独立音乐面临的困境。

音:其实这事很简单,因为现在网络下载太严重,出版社卖不了多少。如果你不愿意买,可以下载,也没关系,因为这张唱片,我们尽可能把成本减到最低。

刘:我觉得,大陆对音乐的审查其实很松,电影界就很复杂。

虞:这个出版体系 ,我不是很了解,但我听说过一件事。基本上有些经营不太好的出版社,只有一个人,他就是社长,如果你想出唱片,就给他打电话,约他在麦当奴,然后给他一千块钱,他给你盖一个章,你就合法。所以这张是合法的。

音:不是不会做,而是你选不选择做这个事。

虞:音放跟我说他这个想法,就是因为面临网络很多非法下载,盗版的都破产,卖很平宜也没法营利。所以我作为音乐人,怎么靠卖唱片去生活,根本就不可能。我们现在选择这方式, 能否不通过盗版网络去推广唱片?能否用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,让大家听到唱片?同时,我们能够不去求主流媒体。现在的媒体,大家都知道,你开发布会,很多媒体来拿红包,你要在电台发表,打一个月,要多少钱,在网上,花多少钱。我们做独立音乐,是没有这个钱。那么,怎么靠自己, 一个艺人的这个行为,把唱片传给喜欢音乐的人听?所以我们自己先赔上钱,然后通过音乐节的方式发行,像Midi音乐节,直接给大家。

音放说,我们有多少钱就拿出来,能做多少就做多少,我很感动。我说,因为我结婚时,收了些红包,拿出来先把唱片做完。后来很快就得到Midi官方的支持,还有其他一些音乐节。

王:赞助吗?

虞:对,赞助其实就是给我们出压碟的钱,有多少钱就压多少碟。五一的音乐节期间,卖了两万五千张。

王:谈到音乐受盗版商跟收红包影响,实际上也是一个科技时代发展当中,你不可选择的一个过程。未来几年,网络下载都将成为旧故事,因为3G手机网络,以后收费会越来越低也越来越快。那时候,MP3也会被淘汰,没有人再去下载MP3放到ipod里听,这太费劲。

音:下载,我非常讨厌这种行为,包括我跟Google合作,去年我的歌,下载一百多万次,你知我收到多少钱?一首歌是 0.10。我说,算了吧。

王:所以就是说,国内一直未有正规的唱片售销机制,或统一版税的机构。你卖二十万张,可能跟你说卖两万张。我记得,曾经是按一张碟三毛钱分给艺人,分一千几百,所以音乐人只能靠其他方式赚钱。

刘:版税分两方面,一方面是靠卖唱片赚钱,但是现在已经証明不行了,在中国不行。国外的歌手还可以,因为市场较大,可能全世界能卖一百万两百万,在中国,卖几万张也算很好了。

王:香港卖几万张已经是金唱片。

刘:但如果以香港或日本或欧美来说,版税还有另一方面,就是公共场所播放,比如说这个餐厅播放音乐,在国外的话,包括香港,都要交版税。

王:我不知大家有没看过一部电影叫《单身插班生》(About a Boy),男主角一辈子都靠收父亲歌曲的版税过活,开奥迪跑车,过中产阶级生活,每天无忧无虑。这証明国外的唱片工业体制很不错。在中国,几乎是完全没有。

刘:1991年,我在等待中国颁布版权法,当时Beyond很多歌已经很红,我就觉得,我应该这几年内就可退休啦。结果我一直等一直等,等到今天,快二十年。大陆这个公共场所的版税,到目前,还是一年几千万,香港一年差不多1.5亿港币,日本是香港的三十倍,如果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加起来,应该是三十个亿。

虞:版税我也收到过。中国有个什么音著协会,他们找我加入,签个协议后,在公共场所播放就给钱。我大约拿到四百,那是几年前的事了。

观众:在国外,有什么机构监管比如店舖或电台的播放?

刘:电子的,不是很多地方做得到,但比如这餐厅,如果有这版权机构的话,就会有人上门说,你们在公共场所放音乐,是需要交费的。你去卡啦OK唱歌,你最重要是唱歌,但是在过去的十多二十年,花生可乐啤酒水果全都要收钱,为什么唱歌的音乐部份就不用收钱?

王:国内就是没这意识。你开店买椅子装修要花钱,音乐实际上同样也要花钱,但他觉得,就是免费的。

虞:我觉得,大地和魔岩那时候,刚刚建立了一些规范唱片工业的模式,但很快就没了,之后就一团乱。有位前辈说过,几十年来,在中国做音乐,你只能靠音乐人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努力去完成这件事情,如果你想靠什么机构或产业,是不可能的。

王:所以我觉得,包括摩登天空,他本来的初衷还是有理想主义成分,但后来就山寨了包括大地和魔岩的模式,有企划宣传有市场推广这些东西,但并不真的明白,到底这意味著什么。现在,我有特深感受,企宣企宣,企划和宣传,这两样,中国的唱片公司没有一样做到,宣传就是公关,跟媒体搞好关系。

刘:那些外资的唱片公司,本来他们能把中国的唱片行业做好的,可惜他们进来中国之后,很多时候,只是为了引进台湾歌手,再赚一笔。这很可惜,因为他们有比较完整一套商业指示,但他们来到中国就变成贸易公司一样。

 


5.

王:我发觉这几年有个转变,以前可能是大陆歌手要台湾或香港音乐人给他写歌,但这几年,台湾很多出专辑的人,想要大陆写的歌,包括虞洋也给孙燕姿写过一首叫〈完美的一天〉。我不知你对这转变有什么看法?

虞:这合作,其实是个巧合,我跟台湾音乐制作人是朋友,写歌有时候会交流。这首歌写完,发给台湾音乐人朋友后,他说,有朋友想用这首歌,后来便有了这个事。对我来说,就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情节。

我觉得,内地创作的能力,很多音乐人的才华都很厉害。以前的港台音乐,可能更多是商业对这些人的影响,感觉港台的音乐才是真正的,是因为他们的宣传方式等等。所以为什么说刘老师能到这边来推广,有特别的意义,因为那时在大陆民众心里,港台音乐就是比内地好,港台的歌手就是比内地高档。

刘:大地出现之前几年,大陆的市场,全都是港台音乐为主。

王:我记得当时都出了很多翻唱专辑,全都是翻唱港台的,后来才有所谓的原创这个概念。

虞:我觉得,你现在上网好像听到很多独立的音乐,有的很时髦或者与国际接轨,但实际上,在中国很多地方出现的问题,其实和十年前一样。譬如说,还是港台歌手唱他们十几年前的歌,带他们来就可以演出可以拿到钱,大家仍然认为,这个是有品位的代表,而内地音乐人的音乐,还是那些(黄:土呀什么。)在北京,可能我们接触更多北京的独立音乐,所以感到世界好像是这样,但其实完全不是。

王:对,很多听众依然有这种看法,觉得港台音乐才是真正,大陆音乐可能就落后些。刘老师你怎么看?

刘:我觉得对八十后九十后来说,其实已不分大陆还是台湾,有时候也搞不清崔健到底是台湾还是香港。我们肯定知道,但很多年青的,二十岁以下,搞不清崔健到底是哪,只知他很有名。

王:对,像我去美国时跟八十年代末出生的年青人聊天,Bob Dylan?从来没听过他的歌。就是说,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成长经历,有影响他自己的音乐。

虞:我觉得,作为音乐人,我的初衷很简单,比如说,发唱片,大家听我的歌,然后演出,跟大家交流,你从音乐得到一些快乐或者一些感觉。我演出时我唱出我的感觉,就是最大的乐趣。现在问我对唱片有什么希望?你把我的歌放在里面,你能听到,我能演出,我就很满足了。至于赚不赚钱,我就完全不考虑。我刚去了一个主流媒体搞的活动,他们要我唱一首歌,在酒吧表演。我说,那时间可能我的乐手来不了。他说,没关系,你可以一个人唱呀。

刘:如果你能适应一个人表演都可以的话,那你的生存能力就比较强。

虞:现在就是这样,有时候,乐手不能来,我一个人弹结他,有人就说,你今天怎么搞起民谣啦?我说,不是我搞民谣,我只有一个人,一把结他弹出来,你听来像民谣。

刘:其实你的精神是一样的,无论你是民谣还是爵士还是摇滚,只是编曲上有分别。

观众:我觉得,以前八十年代的音乐,都很有力,内容指向社会,歌手都很有个性。但现在年青一代的,可能因为科技的普通化廉价化,都变得平庸。

王:我觉得,现在比如像谢安琪,是一个年青包装的歌手,但她的歌,还是反映一些社会问题,她能够做到这一点,是相当难得。

刘:我很喜欢谢安琪,她的歌,用比较软性的方法,其实像Beyond,为了进入主流乐坛,他们的歌也变软。所以有很多人觉得Beyond一点都不摇滚,因为他们没有看过真正的Beyond。我觉得,黄家驹离开之后的Beyond,其实很摇滚,很像个乐队,但当他们越像个乐队时,歌迷会说,为什么那些歌那么难唱,没那么易上口。说真话,黄家驹还在时,Beyond的歌,更像流行曲,后期没有黄家驹,Beyond更像个乐队,因为音乐重了很多或者实验性强很多。那你自己选择走那一条路,你要写流行歌,还是说,要做一个用西方定义来说有自己声音的乐队?很多人都面对这样的问题。后来,Beyond分开发展,三个人就按自己的性格或者自己的能力,去找自己生存的方法。我觉得,不能去怪任何一个人。

虞:刚才聊到,可能八十年代的音乐较强大,后来的就不一样。我自己的感觉是,我出生在七十年代末,当年一些最打动我的一些电影场景如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,现在看还是很有感觉。我听摇滚乐是九十年代的事,那些有点英雄主义,或者说,比较伟大。现在八十九十后做的音乐,可能更个人化,更关注自己的个人感受。譬如说,我听香港一个乐队叫My Little Airport,方式不一样。但我是在另一个时代生的,我可能仍留恋在那些画面上 。为什么叫《平淡生活不能把我们击倒》,实际上这句话,没有那么口号化,没有以前摇滚大旗的感觉,但实际上,还是有很大理想主义情感在里面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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